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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研究生英语综合教程1课文翻译


进来的男孩子,如果你进来了请耐心看完,文字不多,受用终身~!
这样的女子真的爱你:
1 不喜欢你吸烟,因为对身体不好;但偶尔也会让你吸,因为她知道你戒不掉,不想让你的心情不好
2总是骂你傻,但自己做的事情比你还要傻
3喜欢你强行拉着她的手并且喜欢与你十指相扣
4你冷的时候她会握着你的手(所以她冷的时候,请你轻轻的抱紧她)
5遇到困难的时候想要抱紧你,但遇到大困难的时候想要保护你。
6对你很宽容,总是对你笑。(虽然说爱情是自私的,但是,当你遇到一个可以包容你的女孩时,那就请你好好珍惜她)
7喜欢和你静静的待在一起,没有任何人的打扰。
8你跟朋友在一起时,她默默地坐在一旁不出声(除非是你们都认识的朋友)
9会生你的气,但是只要你好好哄哄她,就一切OK。(女孩子生气的时候最可爱)
10她很有原则,但是为了你也会破坏原则。
11总是说你骗她,其实心里不介意,偶尔给你起个骗子的外号。
12和你一起吃东西的时候会开心。
13在你家人面前很有礼貌,在你面前会很凶!
14你问她想不想你时她会说不想,其实恰恰相反。
15喜欢看着你,不管是你睡觉的时候还是吃东西的时候,她想捕捉到你生活中的每个镜头!
16你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比你先叫出声来
17会用心改掉你不喜欢的毛病。。。
18对自己总是大大咧咧的,但是对你总想做到无微不至。。。
19喜欢和你撒娇吵嘴,因为她会喜欢你让着她的感觉。。。
20只会对你有些害羞。。。
21总是胡思乱想,只因为她想和你有以后。。.




21世纪研究生英语综合教程1
课文译文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第一课 税收竞争刺激了全球化

全球化正持续不断地把各国相互独立的经济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迄今为止,在延缓这一趋势的过程中,基本的经济力量比政治力量强大的多。从反全球化的抗议到美国国会设法阻止美国公司在海外重组公司而做的努力都是为反对经济一体化效应而做的努力。
不断上升的贸易流和投资流、更多的流动劳动力以及快速的技术转让都是隐含在全球化背后的经济力量。而金融市场的开放,贸易壁垒的减少以及通讯费用的降低又共同促进了这些趋势的发展。
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支持全球化,是因为它提高了全世界人民的收入。另一个较少被关注的好处是全球化使政府很难再维持一个过高的税率。当经济一体化加强时,个人和企业都享有从海外低税率中获益的自由。于是,当关口开放时,税率高的国家由于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出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随着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性增强,世界范围内的税收竞争也会加剧。
聪明的国家把国际税收竞争当作是一次机遇而不是一个威胁。例如,爱尔兰由于它在20世纪80年代实施低税收战略而在经济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在最近几年,拥有3,800,000人口的爱尔兰吸收的国外直接投资超过了日本和意大利。最具吸引力的就是10%的低水平的公司税率。爱尔兰由于投资的涌入而繁荣起来,并且它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高于英国或法国。
一些国家却以一种防御性的、无效的方式来回应税收竞争。高税收的国家敦促国际组织如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出面减少税收竞争。这种想法基本上就是要通过限制低税收国家提供的优惠而建立一个高税收的卡特尔。另外,许多国家不是依靠减轻税务负担而是依靠给企业增加各种复杂的法规以阻止他们在海外投资,以便使企业在国内投资。美国就属于这一类国家,因为他是世界上企业税率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尽管如此,美国仍然继续推迟长期需要的改革。
自从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国家减少或解除了交换控制,允许市民购买国外的证券,也允许外国人在国内进行投资。很多国家解除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所以和以前相比在国外投资更具吸引力。结果导致跨国投资激增。世界投资资本净流量从1990年的每年几千个亿高涨到现在的大约每年20,000亿。想吸引这些流动资本的国家必须通过建立稳定的通货和值得依赖的法律规则来获得经济的基本权利。的确,在过去的十年左右中,许多国家已经进行了市场改革。因此,更多的国家和以前相比提供了较好的投资机会。当国际投资者的投资选择增加的时候,他们是更敏感的注意各国不同的税率。
许多公司过去在国外投资只是想获取进入固定资源的途径,比如石油储备。今天,许多企业--比如金融和服务—自由投资并能够建立在任何地方。所以,公司有更大的能力把公司的经营转移到低税收的地方。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了税率对投资决策的重要性。例如,一项研究分析发现,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四个有良好的税收管理制度的欧洲国家——爱尔兰,卢森堡,荷兰和瑞士——生产产量占欧洲的9%,却吸引了美国投资的38%。
技术工人也越来越随心所欲。政府设法集中保持低收入税来避免各行业中有技能的劳动力的流失,比如高科技行业。举个例子,加拿大技术行业的“人才外流”,流向了它南边的低税收邻国,美国,已经成为近年来加拿大政策制定者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1992年,随着欧盟内部人口迁移限制的解除,欧洲人对于国家间税收的差异变得更加敏感。大量年轻的熟练技术工人和金融工人涌向了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低的税收。
对于研究税收和人口迁移来说,爱尔兰是一个有趣的个案研究例子。许多年来,年轻的爱尔兰人都在美国和世界的其他地方寻求更好的生活。但是,随着企业税收的削减,紧跟着是个人税收的减少,完全改变了这种人口迁出的模式。年轻人留在国内为许多目前设立在这个国家的计算机和技术公司工作,爱尔兰现在净增的迁入移民人口数目很大。
在高收入的上流社会中税务竞争是非常明显.在欧洲,名人逃税现象非常普遍.法国顶尖的足球运动员、艺术家和模特都搬到了瑞士、英国,美国歌手鲁奇亚?帕瓦罗蒂又定居到摩纳哥以逃避意大利高额的税收。宣称已定居摩纳哥和瑞士的网球明星鲍里斯?贝克在2002年10月陷入了与德国税收当局之间的纠纷中,不得不清偿一大笔债务。逃税者应该被检举,但是制定政策者应该清楚降低高税率才是留住对国家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高层人才和企业家的最好方法。
全球税收降低
许多国家已经降低了资本收益税,例如,加拿大和德国通过允许个人把50%的收入从纳税中减免出来以降低他们的资本收益税,有效的使税率减半。而美国的资本收益税率是20%,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共和国、德国、希腊、香港、墨西哥、荷兰、新西兰和瑞士的个人资本收益税率是零。降低资本收益税是重要的。因为许多新建的公司常常依赖于来自“天使般”的投资者和其他给风险公司投资的人们,付给投资者的报酬是来自于这些新成立公司经营成功后的一大笔资本收益。
降低税收是应对不断增加的税收竞赛的有效措施。不幸的是,有些政府为它们的经济采取了其他的政策,这使它们的税收法规效率降低。尤其是许多政府给国际企业制定许多复杂的税法来阻止它们移向国外,美国对国际大公司的税法在世界上是最复杂,一个越来越需要关注的问题是联邦税法使美国的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的确,布什总统的一个高级经济顾问格伦?哈伯德指出,从所得税方面来说,美国已成为最没有吸引力使跨国公司在本国设立总部的工业国之一。
实质上,联邦法规迫使美国公司交纳其国外经营所得税,而其它国家的同行竞争者则不需要交纳这样的税款,大约一半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都有自己的“区域”税收体制,这些体制对该国公司在国外的经营不征收税。相反,美国对全世界的美国公司都征收所得税,这样就使它们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下降。这种竞争力的下降尤其表现在1998年戴姆勒一克莱斯勒集团的合并,该集团合并后将总部设在德国,税收也是部分的原因。被国外公司吞并的美国公司在数量和规模上都有显著的增加,这是因为从税收方面考虑美国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
税收竞争的益处
1956年,经济学家查理斯?逖布特 研究了地方政府的服务政策,发现地方政府之间对流动人口待遇的竞争使得整个国家的整体福利水平有所提高。为了避免人口流失,政府不得不调整开支和税收以适应地方需要。人们越过管辖权根据对公益的需要及与此相关的地方税收水平选择不同的居住地。例如,渴望上经费充足的公立学校的家庭可能会选择定居在有较高财产所得税的县。其它家庭可能会选择低税收但有更多限制的政府福利的管辖区。
政府间的竞争过程同商品的市场竞争相似。市场竞争促进了生产效率。税收竞争刺激提高政府效率。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已经变得同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非常相似。联邦政府不再是一个垄断者。美国人现在可以在国外投资,退休后可以住在低税收的加勒比海沿岸国家,或者将他们的生意转移到低税收的爱尔兰。因此,联邦政府需要改革税收法规,提供更有效的服务设施,以鼓励美国人留在国内投资。
一些人不那样看税收竞争,美国是总部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之一,已经率先开始压制所谓的有害税收竞争。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支持有利于高水平地协调税收的政策,就像制定高价格的石油卡特尔。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看来,如果一个国家像爱尔兰一样吸引“太多的投资”,那是一种“扭曲”。然而,政府通常寻求使经济对企业在当地投资更具吸引力的其他政策,如提高教育水平。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国家不自由的使他们的税收法规尽可能的更具吸引力。
在某种程度上布什政府已经努力压制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所谓的有害税收竞争项目。前财政部部长保罗?奥尼尔说:“我认为抑制可以促使政府——像企业那样——提高效率的税收竞争并不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在议会,当时的多数党领袖迪克?阿米认为美国人不应该支持“一个世界性的税务监管网络”。
联合国已经参加限制国际税收竞争的活动,一份2001年的联合国高级报告建议创办一个国际税收组织来推动各国停止有害税收竞争。如果成立了这个组织,这个团体最有可能成为一个纳税人资助的反对全球高税收的游说组织。这份联合国报告建议创立一个“全球基金资源处”以从“高产出的税收资源处”建立一个国际官方机构。当然,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在美国已有的三级政府之上再建立另一级。
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人们有极大的兴趣用消费税收体制取代所得税。提议包括各种各样的零售税提议和统税制,在克林顿执政的最后几年,美国政府对改革的兴趣已减弱,而布什政府却计划进行改革。奥尼尔已承诺下几个月做出一个主要税收简化计划,而布什的其他高级顾问仅仅表示支持改革。美国税收改革是对日益增长的国际税收竞争压力的最好回应。
税收制度如统税制是“基于消费的”税收制度,如所得税一样,这些税制不会加倍对储蓄和投资征收税。例如,如果一个企业投资一台新机器,在统税制下公司会立即扣除它的成本。相反,受一些复杂的贬值规则的影响,所得税迫使公司注销许多年的投资。对个人来说,基于消费的税收将减轻对储蓄的双倍征税。当人们挣到工资后就应该纳税,但是纳税之后的钱就应该被节省下来,不应该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征税。
这些改革将极大的简化联邦税收章程,并且增加投资和促进经济发展。基于消费的税收需要比目前的高所得税率低得多的税率。因而,给企业和个人一个强烈的刺激以保持他们在美国的投资。较低的税率和更简单的消费税收基数也会减少逃税行为。
如果美国率先进行税收改革,其他国家可能会仿效其后,就像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仿效美国减少税率那样。当全世界的税收制度变得更有效的时候,经济产量和经济收入都会增长。国家间的税收竞争将是一个双赢政策,因为它限制了政府的权利并且有助于刺激全球经济的增长。
第二课 全球气候会谈以失败告终:令人欣喜!
在海牙全球气候变暖会议上经过数次妥协所达成的协议是如此的虚弱无力,或许什么协议也没达成倒是更好一些。
两周以前,我们看到了一场巨大转折的端倪。数十年以来,一直受到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警告,大多数国家的科学界以及政界领袖人物终于明白,气候正在发生着变化,而且是巨大的变化。因此,他们到海牙来参加一场名为抗击全球气候变暖最后一搏的会议。两周过去了,与会期间,这一话题在众多报纸上显著刊登,好像的确有什么实在的举措要出台。后来,谢天谢地,一切以失败告终。
去年,由联合国指定的2000名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科学家警告道,四年前他们所做的警告性的预言“太过乐观”。除非立即采取行动,否则在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6°C。要知道,海平面上升半米就将淹没诸如荷兰之类的国家,至于现代文明是否经受得起这样的压力,就难说了。根据他们的报告,在过去的五十年间,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气候显著变暖。除非我们在1990年的水平上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降低至少60%,否则问题非常有可能将变得难以控制。
自工业时代初期起,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0.7°C,即便这样一个小小的变化好像也已经给全世界带来了灾难。比方说印度的奥里萨邦,去年发生在那里的一场旋风使10,000人丧生,12,000,000个家庭受到影响。比方说在孟加拉,中国,莫桑比克,泰国,澳大利亚甚至英国,洪水——有些是史无前例的洪水——催毁了数百万人的生活。比方说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以及埃塞俄比亚,在这些国家中,每一个都在过去的两年当中遭受了严重的旱灾。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科学家所做出的分析受到了许多其它科学家团体的认同,甚至英、美两国政府也接受了这一分析。突然间,在多年的否认气候问题之后,在多年的只注重利益,置人的价值观于不顾的伪科学之后,各国要人,至少他们中间的一大部分已经站在了科学家们这一边,并且准备采取行动。这也正是为什么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领导人在海牙坐下来协商,仅他们的热情本身就可以扭转整个危机的话,也是情有可原的了。可惜,结果并非如此。从一开始,政治家们就一起制定了一个目标,在以后的12年间,全球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5.2%,这比我们把问题控制在目前的水平所需的降幅少了10倍都不止。这一排放目标,就连他们自己也承认,的确微不足道。
换句话说,即使海牙会议成功了,我们仍将陷入危机。就美国而言,它进入这场谈判,其唯一目的就是使自己不履行任何真正的责任。它一开始就在寻找各种漏洞,这些漏洞使得美国表面显得遵守协定,实则通过滥用所谓的“灵活机制”而增加自己的排放量。这些做法包括从目前排放量较低的国家购买污染权,通过扩大核工业(当然还有其它做法)以期在炭的排放量方面获取信任,并通过建立吸收炭的系统来抵消温室气体的排放。
谢天谢地,欧洲各国拒绝了美国的立场。从一开始,他们就建议堵住漏洞,至少一半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降幅应该通过各国切实地调节国内政策来达到。但是,除了仅有的小小的让步之外,美国态度强硬。争端因此而起,其结果是我们的约翰?普莱斯科特怒气冲冲地冲出了会议室。 普莱斯科特承担了一项在美国及其盟国与欧洲各国之间促成一项协议的并不令人羡慕的任务。为了那一目的,他试图在各方之间达成妥协。欧洲拒绝了,他生气了。
其效果等于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这当然令人失望。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一旦一个妥协的协议达成,其结果将是毁灭性的。政治家就会因此在以后的十年间不再讨论气候问题,给公众的表面印象是正在采取措施,实际上,世界上的一些小小的岛国,同其它众多的地方一样,将不得不面临缓慢到来的灭亡的痛苦命运。通常情况下,与其拿出一个虚弱的协议,倒不如什么协议也没有。
问题是下一步该做什么。我们知道没有了占全球排放量近四分之一的美国的支持(尽管其人口只占全球5%),即便一个好的协定也难有效果。但是,我们也知道,美国对于任何一次未来高峰会议的参与,其效果只能是使得原本就不怎么有力的提案变得更加虚弱无力。因为,不管是阿尔?戈尔还是乔治?布什入主白宫,美国对于经济上的繁荣和大型企业的钟爱将不会终结。
解决办法当然是更具有前瞻性眼光的国家按照自己的协议先走一步——至少这可以使整个局面活跃起来。如果这当中没有美国,或许这就是使美国民众觉得颜面尽失,继而采取行动的唯一办法。最近的民意调查表明他们已经开始觉醒。50%以上的接受调查的人说道,他们认为全球环境比经济发展更重要。25%的人说在过去12个月当中,他们向环境组织捐过钱。并且,上个月在总统选举当中,超过300万人投票给了候选人拉尔夫?内达。此人反对置人的价值观于不顾的科学。
但是,一切都考虑进去了之后,那个长期的真正能够解决环境危机的方法却被所有的领导人忽视了。倘若不去调整我们的经济,我们将只能是绿化垂死的树上的个别叶子。我们的政府,和它的前任们一样,坚持认为持续增长的全球贸易理所当然是一件好事情。因此,政府给予了无数直接或间接的资助。这些资助只能使那些生产远距离出口商品的大公司获益:比方说,欧盟的要求使得这个国家不得不进口一些诸如牛奶之类的基本商品。这不仅殃及到了当地的经济,而且会造成一种局面:每一口普普通通的食物在抵达我们嘴边之前都要消耗掉数加仑的燃料。我们正在迅速地朝着美国现在所面临的难以维继的局面发展。在美国,每一盘普普通通的食物都穿越了长达1000多英里的旅程,这并不是聪明的经济,也不是一种很好的做法。
要解决环境危机,长远的办法就是要从无必要的依赖全球经济转而依靠本地方经济,这就需要建立不依赖化石燃料的基础设施。这样的一个转变,有了政治家的支持,可以是毫无痛苦的。风力是一项具有竞争力的能源,正在吸引着精明投资者的眼光。
奇怪的是,仍有人说气候变化只是想象中的事物,并且,即使气候变化真的发生了,改变这一趋势所引起的相关花费将令人望而却步。这种说法实在荒唐。想一想,我们若不采取行动所要付出的代价。19世纪90年代的自然灾害使全球经济损失4,800亿美元,几乎是19世纪60年代的10倍之多。
但是,无论怎样,美国已经计划花数千亿纳税人的钱去建立星球大战导弹防御系统,此系统旨在保护美国使其免受来自某个疯狂的核武器国家的袭击,可是这种可能性实在很小。同样一笔钱花在保护我们自身不受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的侵害岂不更好?实际上,这种可能性要大得多。当然这是2000位联合国任命的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科学家们的观点。我们经常对此掉以轻心。
采取行动阻止气候变化不会有什么负面效果。清新的空气,分散的便宜的能源,对中东地区依赖的减少,这些都将是一些额外的益处。但是,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我们对气候问题听之任之,其负面效果就是灭亡。在这一点上,没有歧义。
只有傻瓜才会拿气候问题打赌。

第三课 社会进步与我们的疾病
上周,非典可能成了各家报纸的头条新闻, 但它并非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唯一的怪病。 在中部非洲,五个月前爆发了可怕的埃博拉出血热并持续到现在; 在比利时和荷兰,一种新的致命的禽流感扫荡了所有的养鸡场。荷兰的农民最近捕杀了一千八百万只家禽,希望能制止疾病蔓延。然而, 禽流感已经传染到了几个省,并已从家禽到猪甚至到人类,目前已有八十三例病人。大多数禽流感病人只表现为眼睛发炎,但有些还并发呼吸道感染。其中一例是名五十七岁的外科兽医,他最近死于肺炎。 根据荷兰农业部四月十九日的报告,“肺里发现禽流感病毒,并没发现有任何其它死因。”很耳熟,不是吗?
非典;埃博拉出血热;禽流感;可怕的新病层出不穷。而每一种病都证实:尽管我们很聪明,人类还没彻底摆脱病菌的威胁。三十年前的情况似乎不同。当时,天花已基本根治,也没有什么“艾滋病”,而且,医学也在日新月异地发展。然而,正当乐观派宣告我们战胜了细菌之时,我们的大都市,农工联合企业,喷气式飞机,以及血库,都在为传染病开辟新的途径。社会进步的负面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了。许多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的高科技也给我们带来了危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已出现了大约三十种疾病,夺走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现在,那已被遗忘的伤痛正在以惊人的频率一再发作。医疗学会在一份新的报告中宣称“传染病将一直会出现,”并警告说满足于现状和不作为将会使传染病成灾。那怎么办呢?正如非典突发所表明的那样,监控至关重要。找到新的病源,并全球通力合作去控制它,我们就能够大大地削弱它所造成的威胁。但是,防备是我们的上策吗?我们对新病原有没有足够的知识来控制它们? 我们能避免非典的再次暴发吗? 能避免下一轮的艾滋病吗? 稳妥的针对性措施是什么呢?
在与疾病抗争中我们的条件并不优越。 大多数新的疾病源于一个人与一个动物的接触 – 这种传染是偶然的,甚至是由天气所致。十年前,当新墨西哥州健康的年轻人开始死于类似非典的症状,卫生专家在实验室里紧张地工作了几周才找到病原。科学家们非常惊讶,它根本不是人类的病原体。这是一种新的汉坦病毒,属于一组啮齿动物病毒,在田鼠或老鼠的尿里排出,有时通过空气传播开来。以前都是在亚洲暴发, 因此为什么新墨西哥人会死呢? 现在, 科学家们相信, 病毒一直在美洲的老鼠身上, 但是,其数量还没多到在人类的工具房和地下室里传染给人类的程度。 那年是厄尔尼诺现象打破了这种平衡。海水增温导致了美国西南地区的冬天异常温暖。结果,老鼠数量暴增,使汉坦病毒泛滥成灾。
除非有人控制这样的发作,这类事情肯定还会发生。然而,异常的天气并非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 当生态学家们研究疾病发生的原因时, 他们发现人类活动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几乎任何打破生态平衡的活动都能扩大致病细菌的传播范围。想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发生的事吧:委内瑞拉葡萄牙色州的农民为拓宽农田而砍伐几百万英亩森林。人类获得了农田,老鼠也接踵而来。田鼠把一种新的致命的病毒带到这个地区。被称之为瓜纳瑞托的病毒引起发热,休克和出血。有一百多人被传染,其中三分之一死亡。
一九九九年, 马来西亚人为扩大养猪业而砍伐森林以后, 他们的养猪场有过类似的经历。猪舍取代了森林以后,无处栖息的果食蝙蝠开始进驻屋椽上, 以大量的致病菌污染了猪的饮用水,此即现在称之为尼巴病的。 “猪开始象爆炸一样的咳嗽。 声音如此巨大以至你在相隔一英里处都可听到,因此得名‘一英里咳’。”纽约州巴利塞得的保护野生动物基金组织主席马利普尔说。病毒迅速从猪向猪农扩散,导致严重脑炎,使40%患者丧命。当马来西亚政府封闭了八家养猪场,捕杀了一百万头猪时,才算平息了这次的发作。
事实上,热带雨林并不危险。对我们健康造成威胁的是盲目改变生态系统, 无论我们在亚马孙河流域还是康乃迪格州的森林,后者即是莱姆病的发生地。 起因还是我们随意使用土地。莱姆病的致病菌伯氏舒螺旋体住在鹿和白爪鼠体内,通过吸血虱的头部在这类动物当中传播。人类世世代代穿行在充满这类生物的小路上,直到一九七五年才发生第一例莱姆病。为什么我们的抵抗力突然间下降了呢?在纽约州密尔布鲁克生态系统研究所的一位动物生态学家里查德奥思特菲尔德把这件事和城市向郊外扩展联系起来。在原始森林里,狐狸和美洲野猫捕食携带病菌的老鼠,从而起到了阻止疾病传播的作用。但是,猎杀者随着人类砍伐树林而消失,结果老鼠和其身上的虱子都泛滥成灾。最近在对纽约的树林调查中,奥思特菲尔德发现,在这里,一两英亩土地上携带病菌的虱子的数量大约是其他地方十几英亩土地上携带病菌的虱子数量的七倍。他的基本论点是:“你在斯卡代尔比在卡次卡易尔更容易得莱姆病。”
所幸的是,你在哪里都不会把这病传给别人。即使病菌从一个物种传到另一物种,新的病菌携带者基本不会继续传染给别人了。尼巴病和瓜纳瑞托病毒都不会在人群中传播。汉坦病毒也一样。一个虱子可以在一个莱姆病人身上吸一整天的血也不能获得足够的病菌去感染下一个人。而我们从灵长类动物和猪传染的疾病则完全不同。当埃博拉病毒从猿传到人,往往在它失去生命力之前,在短期内迅速感染病人全家或整个医院。在人群中传染了三十年以后,HIV(人体免疫缺损病毒即艾滋病病毒)如今仍然在扩散。自从黑猩猩传染了艾滋病以来, 已有大约六千万人类患者。而它的传播也并非与气候变化有关。是我们亲自接过了病毒,把它传遍全世界,而且我们还要这样做。
人类艾滋病病毒来源于叫做SIVS 的猴子致病菌。HIV-1基本上是黑猩猩病毒,HIV-2,一种少见的,而且毒性也小一些的病毒,源于黑猴。那么,黑猩猩病毒又是怎样传染给人类的呢?很有可能是非洲的猎人在捕杀黑猩猩的时候被感染的,然后通过性接触传给别人。几十年前,这类捕猎时的偶然事件在当地被看成不幸的事,它是一些农村人诅咒别人的话。把它变成一大杀手的并非是一种新的传染媒介,而是剧增的道路,城市和机场,社会传统观念的危机,血库的使用,以及合用注射器。这种情形几乎决定了HIV的传播成功,因为它不断把这原本默默无闻的病菌飞速带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游客的数量和旅游的速度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哈佛大学的马利威尔孙博士说,“如今人类社会的相互联系的程度及方式是一个世纪前所不能想象的。”
非典再一次提醒我们这种密切联系的威力。新的致病的冠状病毒源于广东,亦即常常向全球传播流感病毒的那个中国省份。在那个地区的原始农场,猪,鸭,鸡和人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导致流感和感冒病毒的交叉感染如此迅速,以至于在一头猪的身上很容易同时培养出人类病毒和禽流感病毒。这样的双重感染会产生病毒的杂种,导致针对原来病毒的抗体无效, 从而就开始了新一轮的人类疾病。关键是这些农场和广州市只相距几英里,这座热闹的城市把南来北往的人群,来自农村的动物和细菌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混同在一起。这真是让小范围的发病向外传播的再好不过的环境了。
尽管非典带来异常恐慌,它显然不是太严重,至少从它目前的情况看。致病的冠状病毒和流感病毒同样严重,但它不太容易传染。正象路易威尔大学的进化学家保罗埃威尔德指出的那样, 除非每个病人传染的人数超过一人, 这种流行病就流行不下去。 “倘若一个非典病人会传染两个人,” 他指出,“我们现在就会看到成千上万的患者了。”一种致命的流感病毒会和非典病毒的毒性相似,但它所感染的人却是成批成批的。
过去就有过这类大范围流行的流感病毒,专家们认为迟早还要发生。我们怎样减少这种危险呢? 长期的战略应包括建设全球范围的现代化农场,改善基本的卫生保健,储备疫苗及抗病毒药物。鉴于科学揭示了传染病的生态学,科学照样可以启示我们明智、安全地使用土地和维护生态平衡。在这一阶段,监控显得尤其重要。好在扮演了传播疾病的帮手的高科技手段同样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疾病的原因。十年前, 许多卫生部门还不能进行快速的信息交流,哥伦比亚大学公卫邮电学院的公共卫生准备中心主任斯缔芬莫丝说。“在俄罗斯的同事有传真机,却没有传真用纸。在加纳共和国的同事有电传机,但没有传真机。其他地方的人有电话可没有电传机。”如今,甚至处于最边远的监控站也使用联网的程序监视正在出现的疾病。世界上最大的卫生机构已经创建了相似的系统以便于共同进行科学研究。这种系统只有当人们显示出他们的坦诚和善意才能发挥作用。如果说非典带来的恐慌有什么积极作用的话,那就是人们再次承诺一定要实现这些目标。究竟要多久才能兑现仍然是个未知数。
第四课 婚姻与爱情
有一种有关婚烟与爱情流行的观念认为两者意义相近,它们源自相同的动机,满足相同的人类需求。但同大多流行观念一样,这种观点并非建立在确定的事实之上,而是建立在迷信之上。
婚姻与爱情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它们之间 就如同南北两极一样远离对方;事实上,它们彼此正好相反。毫无疑问,一些婚姻是爱情的结果。但是,这不是因为爱只能在婚姻中表达自己;这更多的是因为没有多少人能完全摆脱习俗的束缚。今天有大量男男女女,婚姻他们来说仅仅是闹剧一场,但他们却因公众观点而屈从婚姻法。无论如何,确实一些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确实一些个案中爱情在婚姻后的生活中继续,但我认为这与爱情无关,爱情也不是其原因。
另一方面,如果认为爱情是婚姻的结果,那么这就完全错了。在个别情况下,我们确实听到难以置信的例子:夫妻俩在婚后爱上对方。但仔细观察就全发现这不过是对不可避免的即成事实的适应而已。当然这种惭惭的习愦对方与自发的爱,强烈的爱,以及美妙的爱情,婚姻的家密必定使无妇两人感到丢脸。
婚姻首先是一个经济安排,一份保险合同。婚姻与普通的人寿保险合同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婚姻更具约束力,更有索取性。婚姻的回报与对其的投入相比太过微不足道。要办理保险,你只需用美元美分来付费即可,付费者随时有停止付费的自由。但是,如果妇女要得的回报是丈夫,她要用自己的姓名、私人空间、自尊以及整个生命为代价,而且“至死方休”。况且,婚姻这份保险使她一生,无论从个人而言还是从社会而言,依赖他人,寄生,完全无用。
因此但丁有关地狱的警言应用在婚姻上同样正确,即:“凡进入此地之人再无希望。”
除至愚至蠢之人,再无他人否认婚姻是个失败。大家只需看一眼离婚的统计数字既可明白婚姻是如何不堪的失败。一些不懂却又以不懂为荣者的持成规老见者认为离婚法律来越松,妇女们越来越放荡,而这些都无法解释此下的事实:首先,每十二桩婚姻有一桩以离婚结局,其次,自1870年以来,离婚率从每10万人28次增加到每10万人73次;第三,作为离婚的原因的通奸自1867以来已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七十点八;第四,离弃事件增加了百分之三百六十九点八。除了这些令人震撼的数字之外,还有大量的戏剧和文学作品进一步地解释了这一主题。
深思熟虑的社会学学生不会满足于流行的肤浅借口。他会更深地挖掘进两性的生活之中以了解为什么婚姻是灾难性的。
爱德德华、卡朋特说每桩婚姻之后是一生的两性环境;这个环境中男女两性之间是如此不同,他们应该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才对。男女两性被无法愈越的迷信、习俗和习惯的墙分离开来,婚姻法生培养出对对方的了解和尊重,而没有对对方了解和尊重,每桩联姻都注定失败。
痛恨所有社会虚假现象的易卜生可能是第一位认识到这一伟大真理的人。诺拉离开自己的丈夫,不是—象愚蠢的批评家认为的那样—因为她厌倦了自己的责任或需要妇女权利,而是因为她开始明白八年来她一直与陌生人住在一起,并给他生了孩子。难道有什么事比两个陌生人一生紧密住一起更羞辱、更丢脸的事情吗?至于了解妇女—除了知道她有讨人喜欢的外貌之外还有什么可了解的?我们还没摆脱认为妇女没有灵魂的神学神话,这种神话同时也认为妇女只不过是男人的附属品,为了男人的方便,由男人的肋骨造成的,男人们虽很强壮但却害怕自己的影子。
也许制造女人所用的材料质量太差,因此女人劣于男人。无论如何,妇女没有灵魂——那么要了解女人什么呢?除此之外,女人越没灵魂,她作妻子的资本就越多,她越愿意献身自己的丈夫。正是这种奴隶般的对男人优越性的默认使得婚姻制度在如此之长的时期内看起来岿然不动。既然妇女已成为自己,既然妇女已逐渐明白她是自己主人恩典之外的独立个位,那么神圣的婚姻制度就会渐渐受到破坏,无论多少伤心哀叹也无法留住它。
基本上从婴孩时期开始,普通女孩都被告知婚姻是她的最终目标,因此她所受的训练和教育必须导向这一目的。如同不能说话的牲畜为屠宰而被养肥一样,女孩也为了婚姻而做好准备。然而,奇怪的是,她被允许了解的妻子和母亲职份却远少于普通手工艺人对自己行业的了解。对于应值得尊敬的女孩来说,对婚姻关系的任何了解都是不体面的,肮脏的。哦,为什么值得尊重的东西前后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性的解释为:需要婚誓来将那肮脏的东西变成最纯洁的,最神圣的联盟,没人胆敢对此有何疑问或批评。然而这正是支持婚姻人士的普遍态度。未来的妻子和母亲对于在未来竞争领域中唯一的资本——性一无所知。因此当她与一位男性进入一生的关系之中之后会发现自己对最自然最健康的本能——性感到非常的震惊,排斥和愤怒。
但是,如果女性足够自由,足够强大,能在没有国家和教会的批准下学习性的奥秘,她将会被认为完全不适合做一位“好”男人的妻子,而男人的“好”是由空空的头脑和大量的金钱构成。一位健康、成熟的女性,充满生命的活力和激情,在一个“好”男人娶她为妻之前必须压制本能的要求,必须克服她最强烈的渴望,妨害自己的健康,弄垮自己的精神,必须阻止自己的想象,远离强烈辉煌的性体验,难道还有比这更令人愤怒的事情吗?而这正是婚姻的精确含义。这样的安排除失败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结局吗?而这,尽管不太重要,还是婚姻与爱情相区别的因素之一。
我们身处一个实际的时代。罗密欧与朱丽叶冒着各自父亲暴怒的危险相爱的时代一去不返了,格雷琴因爱而遭受邻居们风言风语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如果个别情况下,青年人让自己享受浪漫的奢侈,那么他们会受到年长者的关照,训练和反复灌输,直至他们变得“有理智”。(懂事)
灌输给姑娘的道德说教浊不是男人是否激起她的爱情,而是“多少钱”?美国实际生活的重要和唯一上帝为:这个男人能谋生吗?他能养活妻子吗?这是唯一使婚姻成行的决定因素。惭惭地这种说教浸透了姑娘的每个想法;她的梦想不再是月光和亲吻,欢笑和泪水;她梦想的是购物之旅和讨价还价的筹码。这种贫穷的灵魂和空虚是婚姻制度中固有的因素。
毫无疑问,有些人仍认为爱情高过金钱。那些经济需求迫使其自给自足的阶尤其是如此。当我们回想到女性进入工业领域只不过是一小段时间而已,我们发现女性地位的巨大变化确实明显。六百万挣工资的妇女;六百万妇女,她们同男性一样受剥削,遭抢夺,去罢工,噢,甚至得挨。还有更多吗?是的,六百万挣工资的妇女工作在各行各业中,从最高的脑力工作到最难的开矿井和修铁路的体力劳作;是的,甚至侦探和警察。妇女解放真是特别彻底啊!
但既使如此,挣工资的妇女劳动力大军中只有为数很少的妇女象男人一样将工作视为永久问题。无论后者(男人)多么不堪,他所受的教育让他成为独立自主的人。
妇女认为做工人只是暂时的,她们会随第一个举牌出价的人离开劳动力大军。这就是为什么组织妇女要比组织男人难得多的原因。“为什么我要加入工会?我打算结婚,有个家”。她们不是从婴孩时起就被教导说这是她的最终任务吗?她很快就会知道家尽管比起工厂是更小的监狱,却有更坚固的门窗。家的狱守如此守职,没有人能逃脱他。然而,更为可悲的是家没有将她从工资的奴役中释放;家只增加了她的工作。
第五课 2010年教育的展望
为了不断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全世界的组织机构正在重新考察他们的生产过程,产品和售后服务。例如,商业部门的领导者正在深入细致的探索提高产品总体质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方法以满足21世纪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样,教育领导者也在关注着教育的发展过程和教育实施的结果,以便使他们的消费者——学生——能够在这种新的、不断变化的经济形态中取得成就而做好充分的准备。
但是未来的教育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们需要在未来的学校中学到什么,又能在那里做些什么呢?
未来的教育是什么样的呢?
和我们在美国教育实验室探讨的一样,以下的情景是我们对未来我们可能看到的教育情景的一种尝试性的描述。
一个学生进入了一座学习中心大楼,直接到达她的个人信息控制板。注册登记后,这个学生连接她的电子笔记本到主机,发送她前一天的家庭作业并且传输一些关于和她的父母的交流意见的信息,这些信息被发送到她的学习指导者那里,她的学习指导者会通过计算机网络给予评价。这些反馈信息是建立在对学生年龄阶段和作业任务性质的分析基础上,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标准而得出的。评价的结果被发送到学生的个人文档中,学生在上课时可以进入该文档并对这些反馈信息进行处理,这些信息主要是对个人每天设计学习活动的一个基本要求,学生也可以每天通过网络发送她的电子版作业,同时通过网络接收及时的建设性的反馈信息,这些信息是她决定下一步该如何学习的基础。
当我们的这位学生到达她的学习室,发现只有三个学生在线,其余的学生在参加其它不同类型的学习活动。。一些在商业网站上做行动研究,其它一些人在远程合作中心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在合作开发一些项目;还有一些在大楼内的其它学习室里同那里的同学一起学习;剩下的学生则在家里独立研究一些特定的项目。
我们的这位学生和室内的其他三个学生将会和他们的学习指导者以及另外一些学生(包括年长的和年幼的)进行网上的面对面的交流,她也可以接受她所研究的学术领域的专家对她的学习进行实际的指导,这种在线交互的学习模式培养了同龄人之间的团队精神,合作精神和促进了他们的社会化。
在我们的学生不能进入学习中心期间,如果想参加有计划的小组讨论,她可以通过卫星注册登记进入一个班级。通过这种互动形式,学习指导者也能够用交互式的袖珍键盘技术来管理在线和不在线的学生对计划的论题进行讨论。
通过在学习中心的学习,学生的学习模式将会被监管和追踪,这有助于她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从而使她能够采取适当的个性化的课程进行学习,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追踪程序来监管学生不在线时独立完成作业任务的能力。以满足学生参与在线学习的需求,同时也满足了学生要求指导的需要。
对于年龄在4—12岁的学生,他们将会被置于学习中心内提供更多指导机会的学习环境中。在每一个学习周期,都会有一个主要的学习指导者对她的学习进行指导。在一致学习周期内,她也可以不拘泥于同学习指导者的步伐相一致。
除了正常的学习活动外,应该鼓励她参加一些课外活动。许多课外活动被安排在早上、晚上或周末,在学习中心进行。
2010年甚至学校的设施都和现在不同。学习中心的开放时间是每个工作日的上午7:30—下午5:00,但是学生可以在一周的任何时间连线上网进入学习中心的资料库进行查询。
由于这种新的教学模式,传统的那种需要容纳数千计学生的中级和高级学校的建筑已不再需要。在2010年,高年级的学生在传统的教室里所花费的时间会越来越少,小组在线或不在线讨论学习的频率主要由每个学习周期的论题来决定。因此教室的范围也就超出了传统的被围墙包围起来的地方而扩大到了家庭、社区、网络和其它更多的地方,以前大量的资金都主要花费在学校大规模的建筑上,但现在这项开支将会用于引进适合所有孩子学习的较小型的高科技学习设备上。
社区成员和教育的关系会更加密切。当地的公司企业会作为学生的实习场所并允许高年级学生通过参与实际项目向有经验的专家学习。年幼的学生同样可以通过卫星和当地的组织进行相互交流,并进行一些相关的野外实习。
父母和学习指导者通过电子邮件、电话或卫星保持密切交流,父母每天可以接收到关于孩子进步的最新信息。这种在父母和指导者之间有力的联系主要是基于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尽可能的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并让他们能够认识到他们将面对一个变动不羁的世界。
我们需要了解和做什么来实现目标?
对由公正准确的评估程序支持的定义明确的学习目标来说,需要一项对将来学习环境至关重要的教学课程设计原则,其重点应放在创造与学生和社区有关的以项目为基础的学习活动上。当学生开展一个项目时,必须清楚和理解它的目标。他们应该有能力确定将要学习的内容,为什么要学它,以及如何进行评估。改进性评价方法应该纳入学生的这种学习设计当中,这种评估方法不仅要结合学生的学习表现,并且还包括对关键学习的正式评估程序。
为了让儿童更好的面对21世纪 ,高要求的技能体系是很有必要的。应体现在学习环境中的适用于所有儿童的策略如下:
? 当学生们明确需要时,应提高他们提升个人技能的能力。
? 培养学生运用各种思维策略的能力。
? 使学生能够灵活自如的使用不同的学习方式。
? 把具有团队合作性的,模拟现实的项目投入到学习环境中去。
? 鼓励学生培养具有对主题事物很强的概念性解释和理解能力。
? 帮助学生敏锐的利用科学技术
? 鼓励学习者重视和均衡多样性。
? 增加所有学生的社会化机会。
在教学与合作的最有效的研究方法中,定性研究——学术性研究和科学性研究——是极其需要的。为了使理论用于实践,就需要学术性的研究。同样,为了把通过高级智力研究所获得的知识应用于学习中,科学性的研究也是必要的。
在本世纪,在学习进程中,传统教师将会继续扮演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但是,教师会转变为思想引领者,他们是学习的启发者、教练、顾问、学生的学习伙伴,在他们精通或不精通的领域指导学生的学习过程。对教师来说获得专业发展机会就像学生进入一个学习周期一样容易 ,教师会通过及时的电子程序支持的个人知识管理系统获得最好的实践经验、最新动向和技巧。每个教育者会有一套自己的职业发展记录,这套记录会历史地记载教育者所学的和在本专业领域什么是有用的。学习机会包括基础知识领域的信息,也包括各种其它提高个人学习论题。
学校将不再出现大型的建筑,而是缩减现存的规模并且重新规划学校结构以满足学生的不断需求,因为学生将花费大量时间在传统的教室之外学习,随着一天天在传统课堂学习人数的下降,需要的设备也就越来越少,这就意味着设备的投资会越来越少,因为设备正在快速的贬值。教育事业机构的电脑会被连接到提供几乎无限计算能力和不断升级软件的互联网上。在技术和基础设施上节省下来的资金会重新被分配来装备较小型化的教育辅助设备,使所有的学生都能通过手提电脑上网。学生用这些手提电脑来完成学习周期,加载和下载信息,打印报告,上网和储存他们的学习成果。
当我们迈进21世纪,教育的动力会继续改变,教育管理政策会被重新评价和修改甚至改变来迎合新世纪的需要,以下几个方面会显得尤为重要。
——小型化,科技含量更高的设备。
——专业化突出的学习中心。
——不同学习中心之间的合作。
——社区参与或独立的研究课题以尽量满足每个学生的学习计划。
——资金的投入发生了转变,从过去对大规模建筑和高昂的运作费用的资本投入转移到对较贫乏的更有效的设施的投资上来。
——教师的角色从知识的守门人转变为“思想的指引者” 和“学习的伙伴”上来。
——一个强调合作与团队精神的政府
——灵活的、适中的个人课程模式。
——社区更多地介入到儿童的教育中来。
到2010年,不平等不会销声匿迹。但是无论是因为经济、种族还是脑力或体力的不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平等会被直接地通过政策、管理和经济的优先权来调节。这些优先权包括重新分配资金,把对建筑和运营成本上的投资转移到激发学生学习上,为所有的学生提供参加进步学习环境的必要工具。所有的学生都有机会去迎接竞争激烈的新经济的挑战,不会因为质量问题或资源的缺乏使任何个人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
社区会更积极的介入到教育中去。地方企业在对学生的学徒培训计划方面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企业因为受到税收刺激会积极地介入到教育中。
第六课 恐怖主义和民族主义
我们反复被告知,由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是一种新型的战争。但是,尽管反恐战争和二战有所不同,它无论是在当代和历史的矛盾中却有许多可比性。反恐战争被认为是一种内战。它反映出了全球经济下基本的紧张和不和谐。在全球经济下,多数国民--以及恐怖分子--仍然持有19世纪所盛行的民族主义的观点。
如果奥斯马?本拉登是恐怖网络的策划者,他已经在各地建立了许多活动猖獗的分支。许多美国人觉得,2001年9月1日发生的事件如此令人不安的一个原因就是恐怖分子成功地混入了美国生活。有很多原因导致了这一点。美国的生活如果它曾经是,现在也不再在文化上是同源的了。一些人可以轻易地模仿甚至是接受我们这个社会的外部消费特征,一方面,却又操着完全不同的语言,有着完全不同的宗教及文化信仰。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双重身份正是产生矛盾的原因。
一些外来者进入这个国家,他们私下里轻视这种主流文化,当他们从事针对此种文化的暴力行为时,许多国民就会采取一种我们再为熟悉不过的态度:将他们找出来并且从我们当中驱逐出去。布什政府的支持者认为,既然这些外来者留在美国要么是非法,要么只是暂时为客,我们的政府就不必在处理他们的问题时拘泥小节。
不管你觉得此种说法的法律意义何在,它实则源自于一种十分站不住脚的主客及内外之分。对于那些它认为有着潜在危险的非美国公民,美国司法部对他们抱以敌视的态度。与此同时,国会以及一些高技术公司则设立更为松弛的签证条款以吸引那些受到良好训练的外国技术人员到美国来。即便在一些不怎么需要专业技术的领域,对于外来人员的依赖也变得越来越强。尼尔?皮斯,一位通过稿件辛迪加在多家报纸上同时发表文章的专栏作家指出:“据说许多阳光带城市的经济将会很快趋于停滞,如果没有来自说西班牙语国家的园艺工,侍者,仆人以及卡车司机的话——这些人中一些在美国合法停留,许多人却并非如此。”
现代世界的活力是由于对于此种劳动力供需的仔细考虑。我们文化的典范——包括世界级的宾馆、饭店、以及肉类包装和食品加工企业——都广泛雇用那些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工人,却很少要求他们把自己的身份合法化。因为公司可以将工人移交美国移民归化局,这样一来,工人们便只有毫无怨言地廉价工作着,无论生产线转得有多快,无论工作时间有多长。按公司意愿行事的移民归化局有意选择对公司经营有利的解决方法。
在供应方面,许多这些外来工人都来自于一些民族主义猖獗和盛行的地方。现代的国家通常由许多民族构成,即便民族内部也很难是单纯的一个民族,很难把彼此区分开来。要求民族纯化的需求引起了基于种族、宗教、经济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严重歧视。少数民族通常会被武力驱逐或是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而不得不另迁它处。资金、信息以及货物的迅速流通使得重建不太可能的纯化民族的需求进一步加强,并且使得人们的频繁往来更为必要。
认为恐怖主义组织主要滋生于犹太人散居于名地的聚居点,被认为是对恐怖主义的一种辩护。然而,除非我们认为恐怖主义是人类随意的不寻常的一种天性——倘若是这样的话,道德上的厌恶以及一贯的政策措施也难以见效——否则,我们就应该弄清恐怖主义产生的先决条件,一方面使事态朝好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又不会使恐怖分子逍遥法外。
恐怖分子被认为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巴斯克分离组织,哈马斯恐怖组织,爱尔兰共和军,喀什米尔穆斯林都有着同样的经历和同样的态度:他们都居住在或者曾经居住在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家里,在这些民族国家当中,人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宣称,只有共同的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才可以使一个政治社会紧密联结在一起。对于清晰或是模糊表达的建立统一民族的要求,他们的反应都并不是批评民族主义理想本身,而是试图变成新的权力和信仰的中心——甚至通过催毁那些曾经歧视和欺压过他们的民族。矛盾的是,恐怖主义的罪恶或许是它模仿导致恐怖主义产生的高压政权的最糟糕的方面,甚至在这方面走得更远。
美国并未激起产生恐怖主义根源的原始的民族和种族仇恨,然而,美国也并不能完全脱离干系。在中东地区,基于地域和经济上的考虑使得美国不得不既支持以色列的民主形式,又支持沙特阿拉伯的温和立场。然而,这种支持更多地支持和加剧了灾难性的民族主义,而并没有使经济和军事上的安全得到保证。以色列对占领区的控制使得阿拉伯人越来越多地采取暴力手段。沙特政权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部分上是由于政府总在默默地鼓励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把他们对国内政治的不满发泄在美国和以色列身上。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那些寻求一个在民族上和宗教上单一化的国家的人越来越多地操纵着政治。这个世界日益增加的危险又被作为向中东出口更多武器装备的借口,同时也被作为我们越来越多地采用民族化和武力的方法去解决安全问题的借口。“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那些和我们的目的相背的人被认为是我们可能打击的目标。
在国内,美国领导人采取宗教上的宽容政策。可是,这些领导人,主流媒体,以及主要的美国公司认为那些反对美国生活方式的人——美国的生活方式以对物质充裕、辛苦工作,军事力量以及私人公司的尊崇为典型——是不理性的和不道德的。面对全球变化,觉得茫然,又找不出其它的解决焦虑和经济不安全的方法,许多美国民众现在狂热地接受了这种暴烈的民族主义。
在这一点上(在解决所在国所怀有的强烈民族主义这一问题上),今天,经济上的左派所能做的或许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一句话来做:“全世界的外来务工人员联合起来,除了绿卡,你什么也不会失去。”但是,跨越种族和民族界线的经济上的联系既不容易建立,也并非必须建立。和一战前期许多欧洲社会主义者所期望的正好相反,共同的经济利益并没有阻止欧洲的工人阶级踊跃参加本国军队并且屠杀它国工人。
种族,民族必须承认是遍在的并且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但是,其它的可能性也应该给予同样的详述。认为一个有效运行的国家只能依赖纯化的种族以及在其疆界当中生存的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宗教与文化信仰,这种观点或许是上一个千年当中所产生的最具有破坏性的思想之一。欧洲人曾经认为只有天主教,后来认为只有基督教,其后又认为只有犹太基督教才可以加强政府,凝聚文明。我们付出了战争的代价,政治被削弱的代价,才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明白了这一点。
或许我们应该为民主政治之美而庆贺。民主政治经常培养并且不断打造一种更为复杂多元的社会文化,不是把某种根本不存在的普遍文化,民族遗产,或是共同的经济利益强加在多变的人类天性上,我们的任务是去迎接一种不断扩张的民主多元主义。做得最好的时候,美国的民主持续不断地协商及修订各项程序和政策,使得尽可能多的现存及新生文化和各种原则共存并且共同发展。没有这种民主眼光的恢复,恐怕许多奉行民族主义的国家内部的战争将永无停息之日,这其中也包括我们美国。
第七课 你应当放弃工作吗?
凯穗微米乐对产假后第一天上班时的强烈的情感毫无思想准备。“我十分渴望在家带孩子,并且再也不干别的工作了。”她说。微米乐当时是华盛顿州丝尔浮带尔一所中学的圣乐老师,她从没想过她会要辞职。但是,当她那天早上告别了出生后三个月的艾莱克斯以后就一直感到不对劲。“刚开始上班的那几天几乎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她说。“离开他好像是一场灾难。”
微米乐还是坚持上班了。她和艾莱克斯都过得不错。在他出生后的七年里,她当上了华盛顿州给格港的阿同带尔小学校长,而且又生了一个儿子。最重要的是,她现在觉得家庭生活和事业都很满足。“困难还是有,但现在基本上生活稳定了,我也很高兴。”她说。
大约在2000英里之遥的肯色斯州的萧尼罗宾克宁汉是一名社会工作者。她在第一个孩子出生三个月后重新上班时的一瞬间决定辞职。“当时的情景我仍记忆犹新。在我和保姆通电话时, 从电话里听到察司在哭。”她说。“我想, 在他哭的时候抱着他的人必须是我。”第二天,克宁汉就告诉老板她在一个月后辞职。她全职在家带察司,一直到他15个月大时才返回学校做护理工作。
进退两难
几乎所有的准妈妈都迟早会想到这个问题:我应该辞职来带小孩吗?
当然,回答这个问题并非易事。这五年的研究表明妈妈决定上班或在家带孩子并不能决定孩子将来的好坏(除非她们的抚养方式存在问题。) “ 其实,妈妈上班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什么环境,以及她的感觉如何,”南希马歇尔博士这样说。(她本人是威力司力学院妇女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她对母亲的工作与抚育孩子的影响做了专门的研究。)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亲情比其他任何因素都重要。这说明为何妈妈的工作态度是如此重要: 如果她情绪不好,她就会那孩子们出气。
麻烦的是,大多数妈妈在生产后的数月里会经历情感的大起大落,情绪极不稳定,使得判断她的真实的工作态度很困难。即使一位原本敬业的妈妈也会对自己新的感情感到吃惊。“我原以为我属于那种在上班时生完孩子后就走回去上班的人。啊,难道我错了?”巴巴拉诺依司这样说。她是纽约州罗克兰地区的一名警官,也是两对双胞胎的妈妈。“我原来没想到会这么依恋孩子们。开始的时候,我一直想辞职。”
那么,你觉得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这样比较好,首先,冷静地、全面地考虑一下你所面临的情况,一时举棋不定的话就允许自己考虑一段时间再定。纽约市家政学院院长艾伦盖林司基说:“我建议妇女制定一个五年计划。你要计划在五年内的居住地点,和全家人的生活情况。
要考虑的问题如下:
家庭经济
如果你考虑辞职,可能你们夫妻之间已经对今后靠一方的经济收入来生活(至少一段时间内如此)的问题讨论了无数遍了。然而,你考虑过长期的,但却不太明显的后果了吗?社会养老金和其他退休费都是根据你一生的工资收入及贡献计算。因此,只要间断工作就不仅意味着现在收入水平降低,也意味着将来的经济损失。如果休假,加薪、提职都轮不到你了。许多妇女生完孩子后改换了工作。结果,工资就比以前少。时间长了,影响就很大。一项调查表明,一直不间断地工作到40岁的妇女比中断过的人的收入多出百分之四十。
即使你觉得收入少一些 – 现在或将来 -- 也过得去,那并不意味着你家里的人愿意这样过。现在,第二份收入可以填补普通家庭开支的百分之四十。 在有些人,精打细算是一种高尚的事。“不容易,但很值得。”在印地安那扑勒司的社会工作者苏珊戴说。她本人在怀第二个孩子时辞职的。虽然她花一些时间写些文章赚稿费以平衡收支,她说:“现在,对我来说,没什么比跟家人在一起更重要的了。在消费方面,我们得量入为出,但那却更加深了我们的感情。”
并非每一个人都会觉得不缺钱就有助于家庭团结。关键是夫妻之间要以诚相待。华盛顿特区的一名市场研究顾问利撒说:“我们刚刚开始。如果没有我的收入,我们每个月的生活就会很拮据,花每一分钱都要很小心。有了小孩以后,你的情绪本来就很不稳定,再要经历经济压力,那真的让人受不了。”
事业落伍
你也必须考虑你重新找工作时的应聘条件。所有单位对中断工作过的人都要减少工资待遇,就看你能不能承受。例如,在高科工业的工作人员如间断工作,她在事业上就会落伍,因为高科领域的技术发展变化是瞬间的。有的妈妈后来就干临时工或当顾问。另外一些人,根本是再也回不了原单位了。诺依司说:“你不可能在警察局打零工,有许多人等着干我这样的工作。倘若在罗克兰地区每三年只有四个名额,我很清楚我一旦离开就再也回不来了。”
大多数的行业都能提供回旋的余地,但要找到也得费一番周折。结穗显德玲,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且当时在迈阿密任会议策划,这样说:“据我所知,许多妇女把这个问题绝对化了。我不这样想。我知道,在孩子很小时我要在家带他,但最终我还是要再工作的。所以,我决定让我的工作适应我。我一直想着规划自己的事业。”由于会议策划者的工作性质, 在最大的孩子两岁时她就可以抽一些时间去干,晚上或周末都可以。在当时,大约是十年前,她的方式很独特;然而,现在她看到许多妇女为了把握自己的事业请求老板让她们成为非全职雇用,或把她们的工作分出去一些,或做顾问,或自己单干。
心理变化
下岗也会影响你的自我形象和你的婚姻生活。为养育两个儿子而在新泽西郊区的家里呆了九年的摄利拉斌那说:“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五十年代的情景喜剧里的一个角色,去干洗店取衣服,到公园,办各种差事。我很高兴不工作了。这是我的选择。但是,从来没人说你干得好。所以,你只能从孩子们的成长中感到满足,从他们懂得是你把他们拉扯大而感到欣慰。
其他妇女视事业为她们生命构成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结婚前,我和丈夫就谈过这问题。我们俩都很上进,也热爱教师的工作。我恐怕不工作以后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热情。”凯穗微米乐说。“另外,我觉得我的工作很重要。 因为,每一天我都影响着五百名儿童生命的变化。”
研究表明,在夫妻中有一方停止工作以后,夫妻关系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有的妻子就不太愿意发表意见了。“当一方不再有收入时,主导地位经常就变了。” 研究夫妻双双工作的家庭生活状况的心理学家珍尼司丝戴尔博士说。“许多妇女觉得,她们没有经济收入,也就没有权利发表意见,或为家里作出决定。她推测,这就是为什么她和其他研究人员发现,重事业的、夫妻俩都有收入的家庭生活得更幸福。
但是在这点上有两个重要的例外。第一是当妻子下班回来还要料理家务时,丈夫不太帮忙。对夫妻俩都工作的家庭做了深入研究并著有《分工》一书的马撒珠塞州南海得乐蒙特侯约克学院的心理学家,法朗西斯杜芝说:“美满的婚姻源于双方由衷地相互支持。当一个孩子出生以后,如果丈夫心甘情愿分担对孩子的责任,就会为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的妻子减轻许多负担。”否则,要让工作和家务照常地有条不紊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个例外直接出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如果夫妻一方或双方都认为她不应该工作,那么,如果她在外面上班了,婚姻关系就会很紧张。
照料孩子
许多新妈妈认为,她们应留在家看孩子直到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保姆或托儿所。那么,你就提前做出决定,以免到时措手不及。哈富门说:“我们的保姆太好了。她已在我家干了五年。没有她,我不可能工作。”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许多妈妈选择留在家是因为她们不愿让别人看孩子。“必须有人带孩子,而且,我认为这个人是谁很重要。”乐比娜说:“我觉得孩子需要一个家长在家,所以,我跟他们在一起很高兴。”
对于其他人,她们很关注时间段。“我觉得第一年在家很重要。当我去看托儿所的婴儿室时心里很难过。那些孩子太小了。”克宁姆说。但是她发现那些正在学步的孩子们玩得很开心。她相信她两岁的儿子布来顿在她上班期间在托儿所过的很好。“他很乐意和别的孩子在一起”。她说。
最后,当然,选择留在家看孩子还是继续上班取决于你自己。没有人能预料你有了孩子以后会怎么想。你最佳的决策途径:全面细致地考虑问题,然后,跟着感觉走。
第九课 太空时代的终结
即使科幻小说也不再热衷于讲述前往其它世界的旅行。从第一位宇航员登上月球的那一刻,早在哥伦比亚号失事以前很久,外太空旅行就不再吸引我们了。
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于2月1日在半空中解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对于此次灾难令人震惊的报道,对于许多人来说,居然是他们第一次得知有这么一项航天任务正在进行当中。两周以来,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一直在环绕地球运行,但多数世人对此却一无所知,当时人们主要关心的是伊拉克的命运。
这种漠视值得我们来评价。特别是因为在一片漠视的背景之下,哥伦比亚号失事之后随之而来的各种溢美之词就显得有些不和谐了。突然,一度完全是例行公事的太空项目被重新赋予了神圣的意义,那些我们曾经认为是拿着高工资的技术工人的宇航员们被转而称为英雄(用布什总统的话来说就是“高贵”和“体面”)。好像在灾难面前,我们大家都对那事实上早已逝去的太空时代有些怀念了。
很难确切地说是在什么时候,太空时代离我们远去了,因为多年以来,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世界对于太空梦想的主要激发者——已经无数次地遭到了致命打击。三十多年以来,用于此方面的财政大幅缩减,并且一些不切实际的项目被终止,用以支持更为切实的目标。其结果是和火星任务相比,建立地球轨道获得了优势,和建立月球基地相比,建立国际空间站获得了更多的支持,机器人探测器代替了人类进行太空探索和发现。更为与众不同的是哥伦比亚号的厄运早在1986年的挑战者号的爆炸当中就已经被昭示。当时,另外七名机组人员,包括第一位进入太空的教师,在美国上空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然而, 在那些见证了太空时代的逝去的所有里程碑式的事件当中,有着许多令人担忧的事情,或许最为令人担忧的是1969年在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布兹?阿尔德林首次登上月球后的头几分钟。诺曼?米勒在休斯敦等待目睹鹰号的着陆,他记录了当他看到记者们从电视直播车里蜂拥而出的那一激动瞬间,他说自己简直难以置信。已经厌倦了印印脚印和插插旗帜,他们不再有耐心去等着看尼尔和布兹蹦跳着搜集岩石了。对于太空项目的厌倦就那样悄然来临。
我们仍然在执行着太空任务,我们发射卫星以及科学探测器,建立太空站以及太空望远镜,并且至少是在和平号空间站时代,我们就已经开始承担那些我们并不感兴趣,却又不得不承担的太空任务。但是,米勒的观点依然是对的:太空时代的失败首先是想象力的失败。
像许多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人一样,我着迷于登月并完全相信,漂浮的太空殖民地,火星任务,星系间的旅行正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我当时深信,技术将会以某种形式改变人类的状况——由于至少在一段时间以内,太空科学仿佛按照诸如伊萨克?阿西莫夫和阿瑟?克拉克之类的作家在科幻小说中所预言的那样发展,这种观念被普通接受。他们所传递出的信息是,太空探测对于人类来说非常自然。用一句所谓太空专家的话来说就是“自然得就像孩子用双腿跑步一样。”
1986年,斯坦利?库布瑞克执导的《太空漫游,2001》在各大影院上映时,很少有人对这样一个镜头提出质疑。镜头中,通过技术剪切,一个由原始人抛入空中的骨棒极有诗意地进入了一个旋转的太空站。库布瑞克仿佛在暗示,人类在太空的未来不仅仅是一个进化适应的问题。这一点在技术发展的初期就已经注定了。
问题在于,诗意或是不诗意的暂且搁置一边,技术并不能最终满足太空时代的人们不断增长的征服宇宙的梦想。实际上,我们的成就甚至从来也没有超越第一个月球基地,这和征服宇宙的标准相比,实在是太过渺小了,就象是在后院扔了一个镀锡的白铁罐一样。部分困难在于太空旅行的距离太过遥远,就连技术也无能为力。问题是,人们把月球看成了类似阿森松岛的东西,一个人类的各个殖民地间的中转站。这些殖民地在未来的某一天有可能相互往来贸易。
另外,人类的身体不太适应长时间的太空旅行,这一点很快就变得清楚了。即便在太空逗留相对较短的时间也会给身体造成巨大的影响,这被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婉转地称为“太空适应综合症”,表现为红血球数量减少,运动能力下降,骨质疏松,体重下降,心律不齐,甚至身体拉长。对于太空专家做出的让我们深入未知宇宙的号召,经验仿佛在暗示,进入太空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僭越,或是进化上的犯罪。至少,在太空旅行当中,的确出现了身体上的一些问题。
即便在阿波罗登月计划制定之前,我们内心存有许多有关太空时代对于外太空的溢美之词。不久前,当我问阿波罗12的宇航员迪克?哥登这次月球旅行的收获时,他说:“我们发现了地球。”当他们环绕着陌生的月球旋转时,所有的阿波罗宇航员们都非常想家。“它让你意识到你在地球上所拥有的一切,”阿波罗8的宇航员吉姆?拉维尔说道。弗兰克?鲍曼激动地开始诵读《创世纪》,贝尔?安德斯拍摄了数千张我们这个蓝绿相间的星球的照片,拉塞尔?史威卡特诧异于他通过阿波罗9的窗户所观察到的那个孤独的大理石般的球体是如何承载了“所有的历史、音乐、诗歌、艺术、死亡、生命、爱情、悲伤、喜悦以及世间的一切。”
除了是历史上第一次登上月球之外,阿波罗的恒久的影响是,它使得登月对于未来的人们来说是一个心理振荡的时刻,给了我们一个独特的视角,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家园地球有多么的脆弱和珍贵。绝非巧合,第一个地球日和阿波罗的厄运恰好是同一天;安德斯拍的照片成为“地球优先”,“完整地球”等等环境运动的宣传图片;各地的太空时代的神秘主义者开始大肆谈论有关一个统一的灵魂的存在。逐渐地,我们对于外部太空的兴趣重新转向地球,因而衍生出盖亚,造物主佛,超脱静坐,反核武器抗义,热爱树木以及再生等观念。换句话说,太空时代回归到曾经孕育了太空时代的地球。
随着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失事,这一切预示着什么仍然有待我们弄清楚。美国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在航天飞行工业以及国会当中的支持者正在大张旗鼓为其争取更多的来自联邦政府的支持资金。他们说,让人难以原谅的走捷径的做法,正是由于政府的财政缩减。只有通过投入更多的资金在其余的三架航天飞行器上,我们才能保住载人航天项目。同时,支持更多的使用自动化的人们,诸如前航天飞行器设计师唐?尼尔森以及《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曼说道,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坠毁应该促使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永远让那些日渐老化的航天飞机退役。他们的口号是宇航员们在太空所做的一切,机器可以做的更好。
无论是那个阵营获胜都得面对一个充满了想象力的宇宙,它和我们太空时代的宇宙大为不同。我们的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膨胀的梦想,如人工智能、克隆、纳米技术等等,都更多地和生物学相关而并非是宇宙学。同时,科幻小说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和19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有关火箭和太空旅行的现实主义科幻小说(如乔治?帕尔的电影《目标月球》和罗伯特?海恩莱恩的《月球,残酷的情人》)不同, 19世纪8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是遥远星系的史诗般的故事,无论是在时间还是在类型上都以人类自身为原型,比方《星球大战》。后来,战争和魔法——存在于其它宇宙的巫师——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超现实主义的电脑技术也激起了我们的兴趣。太空戏剧已无处可寻。
或许,所需要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太空,一个摒弃了殖民主义,拓荒,建立帝国以及和外星智慧生命接触的想法的新的太空,我并不是说我知道未来的太空是什么模样。但是我知道,如果它要想继续吸引我们,它就需要让我们继续接近其它星体——如果不是真正的接近,至少也应以某种方式接近。
第十课 为了热爱语言的缘故
如果你打算学习几何或爵士舞,年龄是优势。但语言就不同了。以帕吉﹒阿尔伯特为例,她是个2镑7盎司的早产儿。当帕吉六周后回到家中,她的父母发现大声的噪音不能惊扰她。尽管他们的儿科医生一再告诉他们不用担心,但当帕吉10个月大时,他们带她去纽约长岛犹太语言与听力中心做测试。诊断为:她的两只耳朵基本全聋。她妈妈回忆说:“听说帕吉情况的大多数人都说:‘哦,你们这么早就发现了问题,她会好的!’但我们知道我们错过了她语言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幸运的是借助移植人造耳蜗和语言治疗,现在这个六岁大的孩子能自豪地数到10。但她整体语言能力仍只相当于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
语言是人类大脑所进行的最令人敬畏的工作之一,婴儿们独特地具有掌握语言的一切准备,他们仍戴尿布时就给单词寻找意义。而且婴儿们在学会使用叉子之前就开始语法分析。在六岁之前,大多数孩子能造他们从未听过的句子并使用这些句子来改变其他人的想法。不幸的是语言不会总是顺利出现。随着专家们更多地了解孩子是如何学习说话的,他们同样也更多地发现能损坏这一过程的各种紊乱。受损的听力就是其中之一。
获取语言的旅程开始于母腹。在怀孕的晚期,许多母亲注意到她们的宝宝听到音乐或大的噪音时,会以踢蹬或扭动作出反应。语音引起的反应较为温和,但毫无疑问胎儿听得见。纽约哥伦比亚长老会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当胎儿母亲说简单词组(“嗨,宝贝”时,胎儿的心率按预料的一样下降了。法国的科学们更进了一步,指出重复听同样语音(“宝贝,宝贝”)的胎儿会对这一语音成份的突然改变(“贝宝,贝宝”)作出反应。在出生后96小时内,婴儿就能区分他们的母语与外语,听到母语时他们会更为有力地吮奶。
孩子是如何开始将这长串的语音分析为有意义的单位的?简单的训练只是部分答案。在某一特定语音环境中长大的任何人听到的某些语音组合的机率更多一些,而且婴儿们能敏捷地找到最可能的组合。在一个效果明显的研究中,8个月大的婴儿不但能轻易地将他们熟悉的三音节无意义词(比如,“BIDAKU”和“PADOTI”)与其他无意义的词(比如“DADOBI”)区分开来,而且还能与杂混词“KUPADO”区分开来,“DUPADO”一词是婴儿们在听训练磁带时当“BIDA-KU”在“PADO-TI”之前出现时形成的词序。这些孩子在给词赋予意义之前很久就能将这些词处理为分立的单位——实际上,如同说“叫我‘心肝’或叫我‘宝贝’‘只是不要叫我’‘肝宝’。
与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谈话,你永远不会猜到他有这样的想法。大多数孩子在前六个月满足了咕咕叫或尖叫,但在第一年的后半期,他们开始用语言说话。他们会没完没了地说“MA-MA-DA-DA”,毫无迹象表明他们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是正如心理学家罗伯塔?麦克尼克?古林克夫和凯瑟荷施帕克在他们的新书《婴儿如何学说话》一书中所指出的一样,这喋喋不休是通往清晰发音的一步。他们写道:“牙牙学语就像一遍又一遍地拼图”。“就同孩子们了解每片拼图的不同是如何的细微,而这种不同却非常重要一样,婴儿们学地了如何使用能拼成语言之图语言拼图的语音片断。不仅是音节使牙牙学语如此像语言,而更使其象语言的是完全正确的节奏和语调摸式。在一个法语研究中,外行们听录下来的牙牙学语孩子们的话。他们差不多准确无误地选取出了未来的说法语者。
在一岁生日之内的几月中,大多数的孩子开始名字称呼的东西。无论他们学的是斯瓦希是星语还是瑞典语,都是以差不多同样的方式进行。他们不是尝试和错误中进行——尝试和错误在此指不确定“狗狗”是指狗身上的一个部分,或指特别一只狗,亦或指任何有四条腿的东西——他们是以一套与生俱来观念开始。他们认定这个标记指整体而不是部分(指这个生物,不是指尾巴),指类别而非个体(指所有狗,不指是一只狗)。他们也认为一个名称只以指一个物体类别中的任何个体,(如果是狗,就不会是牛)。这些假定并不总是正确,但这些假定能使孩子们以极快的效率记忆新单词,通常一个孩子在18个月之前每天可学习查普十几个词,在2岁前可掌握2000个词。
事情在此变得有趣起来。蹒跚学步的孩子通过模仿已获取了一些单词,他们开始将词结合起来——根据他们无师自通的抽象规则——表达他们的思想和感觉,他们的第一句话可能是简单的句子。比如“要哭”或“抱我!”,但在24至30个月间,从没有听说过句法的孩子们开始将名词词组嫁接到动词词组上来解释谁对谁做了什么。如果他们碰巧说英语,他们知道“人咬狗”和“狗咬人”说的是不同的事,尽管词完全一样。
一些学者认为孩子们像学习理解词意一样学习造句——通过在他人的语言中听取具有统计量的规则。他们说语法分析不需要专门的认知智能说到底语法分析只是操作性条件反射。根据这种观点,一个婴儿如果遇到“那个男孩喜欢苹果”和“那个男孩喜欢桔子”两句话各50次,他就会学习到单词“那个”,“男孩”和“喜欢”在特定情景中彼此紧密相关,但“苹果”和“桔子”仅出现50%。随着孩子遇到的句子越来越多,关联之网就越来扩展得越大,为孩子创造句子提供了更多的模板。
但是近来的研究表明事情并不仅至于此——孩子们主动地搜寻抽象的语法规则。在一个设计巧妙的实验中,由纽约大学心理学家加利?马克斯带领的研究人员给七个月大的婴儿一个难以单独用操作性条件反射解决的语言问题。首先孩子们用两分钟时间听一系列的三个词“句子”比如“GA-TI-GA”,和“LI-NA-LI。”“单词”每一句都变,但句法不变:出现在第一个位置的词总会出现在第三个位置。让孩子们熟悉了这些例子之后,研究人员播放了另外一些句子——有些符合A-B-A规则(WO-FE-WO),另一些不符合(WO-FE-FE)。这些婴儿们从未听过这些句子,但是他们的注意模式表明“WO-FE-WO”听起来熟悉而“不符合语法规则的”A-B-B顺序让他们惊奇。其含义为孩子们不仅仅在他们已经听过的“单词”中搜寻联系。他们自发抽象出一般的普通规定词序的原则。
语言本质如此根深蒂固,即便是受到严重损伤的孩子通常也能学会说话,但这种独有的人类的天生倾向并非万无一失。任何认知问题或生命早期的问题——孤独症,听力缺陷,大脑损伤,社会隔离——都会使语言发展脱轨。据后计有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七的孩子患有一种无法解释的选择性困难。称为特别语言损伤,或SLI。这些孩子显示出正常的听力和智力,也没有任何已知的残疾。然而他们说话晚,就是开始说话后,他们的语言技能和理解也落后。
不幸的是,还没有广泛接受的对SLI的治疗方案。专家们甚至对这一问题的本质也有不同看法。有些怀疑这是听力处理的紊乱。大脑无法正常地区分构成语言的简单语音发声。在另一些研究中,RUTGERS大学神精科学家保拉?塔拉尔和西北大学交流专家贝弗里拉特发现患有SLI的孩子与其同伴相比不易于在出现频率相似的其它语言中选出单音。这两组研究人员相信一些听力训练课程能通过强调语音意识的方式减轻SLI。在这些听力训练中孩子们 一遍又一遍地听夸张的他们难以区分的确语音。
另一些专家变为SLI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语法紊乱,他们的发现也同样令人信服。堪萨斯大学的马鲍?拉斯与麻省理工大学的认和知科学家凯南?万克斯勒合作,他多次指出患病的孩子尽管能意识到语法范畴,但都对某些动词形式不掌握。大多数操英语者在3岁之前已学会给规则动词标上“S”。患SLI的孩子仍在第三人称之后用不定式,比如“HE WALK”,“SHE PLAY”。很可能SLI有许多不同的症状,不同的研究人员描绘的是不同的表现。但在SLI孩子身上评估听力和语法缺陷中,由牛津大学心理学家多萝西?毕晓普带领的研究人员发现语法缺陷更为普遍。他们在一个初步报告中总结道“似乎我们需要超越听力处理来看待这个问题。”
可能SLI永远无法预防。但与此相对照,小帕吉?阿尔伯特所面对的更严重的语言问题今天通常可以预防。长岛犹太医疗中心的里恩斯?巴克博士说“如果生儿的听力损伤在六个月内得到诊断和治疗,那么这个孩子通常能按常规发展出正常的语言技能。”但是因为语言发展的关健时期如此之短,任何延误都能造成严重后果。尽管帕吉现在能说出象“蝴蝶”之类的词,使她的父母激动不已,但她可能永远不会有对语法的直觉。当她将词串起来时,其结果会是“出外面,帕吉妈妈!”部分是由于1999年新生儿和婴儿听力检查和干预法案的通过,34个州现在为所有婴儿在他们离开医院之前提供价值25美元的测试。对于如此之大的语言奇迹来说,这个代价真的很小。
第十一课 人类的尊严和道德的身份
只有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生命不是自己创造的, 也不是我们的父母,或他们的父母创造的时候,我们人类的尊严才得以实现。我们人类及其价值来自这样的事实——我们生来是有尊严的人类。尊严并非源于反叛人类固有的特性。坦然来自接受我们被创造的样式。
拒绝接受我们的身体违背大自然的有序性,而我国深远悠久的历史也未曾有过类似记载。我们的开国元勋,包括威廉潘,阿比盖尔亚当斯,詹姆士麦德森等等,都持有这样的立场 —— 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命运,而且没人可以阻碍我们实现我们的尊严。这个尊严不是自己选择的,乃是上帝选择的。
那些提议我们拒绝天生的尊严的人崩溃了我们国家的基础。从大体上说,我们国家基于这样的思想:自我接受,而不是自我拒绝,才能充分体现思想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
自由的思想直接源于接受赐于我们的东西。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别,贫富,和出生地。 欣然承认这些事与我们的尊严无关,我们就获得了自由。确实,强迫他人接受我们个人对自我的判逆就失去了自由。命运将我们投胎到一个本不属于我们的文化之中,并非是给予了我们一根可依赖的拐杖,而是赋予我们一个内容丰富且十分有活力的机遇拼图。这个拼图先我们而来,同时也孕含着我们素质的根本构成单位。它是决定我们出生时状况和现时状况所不可或缺的。
当我写这些话时,我天真地相信没有美国人会觉得它们真值得嘲笑,好笑,或被指控为偏执。而这,正是我在2001年5月7日在美国大众电台资助的题为“性别政治”的辩论会上发表了这篇开幕词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辩论会的举行场地正是我们的祖先首次秘密召开第一次大陆会议并开始起草“独立宣言”的费城卡拼特大厅。我决不相信我们的祖先会想到这个地方在日后会用来就作为大众政策“纳税人不为变性手术付款” 是否歧视这一话题辩论。我也不会相信我们的祖先认为我们是自己性别的牺牲品和囚犯。然而,这正式我的反对方所为之争辩的。
变性者要讨论的问题完全无视常识, 人类的尊严和大众政策。除了支持其他的问题以外,这个讨论的问题还支持以下几个观点:
A. 当人们不同意自己被创造的样式时,他们就成了牺牲品;
B. 改变自己的性别是合法的;
C. 小学生有权决定改变自己的性别;
D. 谁不喜欢自己的身体,就有必要实行医疗手术。
首先,为了证明一种权力的合法性,就必须显示所提示的“权力”隐含在有序的自由这一概念中。还必须显示实施这一权力与我们的悠久历史一脉相承。实质上,必须显示剥夺这种权力就会毁掉我们国家的基础。变性问题还上不了法规的线。根据大量的判例法,它们最多是通过人民的立法机关最终留给个人自己的道德问题。
第二, 那些大肆宣传变性的人拒绝承认变性是一个选择问题。他们争辩道,他们生来的性别并非自己的选择。他们宣称他们要通过人的生存方式来反叛强加于他们的性别。这个宣称为以下事实留下了余地—— 可以自我确认或标榜为“变性”的唯一方法是在大众论坛中“豁出去”。从本质上看,“判逆”就是选择。很奇怪,变性的人声称这个“豁出去”的过程对他们成功地在宪法之下作为一个阶级很有必要。这简直荒唐之极。
有些事情还是不说为好,而且我们也不指望大众会接受思想领域里的每一句话。再者,法律明确规定国家有对大众认为是可恶的举止或行为表现进行矫正的合法权利。我们的法院也已承认政府不必解决每一个牵涉到法规的问题。换句话说,即使我们承认不能用科学来解释变性,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对变性行为提供科学解释前后备力量就必须放弃对它的规范。
我的反对派们还建议,美国的工作单位必须为对自己性别不满的人反性别穿戴或其它表示提供便利。我们的雇主们有权力,也有法律责任防止工作单位成为性问题充斥的地方。如果任凭主观意志来定位性别,就很难维持这样的目标。
还有一点,变性者们为了达到享受同等保护和对过去歧视的弥补, 竭力把他们比作少数民族和妇女。事实上,变性破坏了1964年的公民权利议案的基础。倘若我们依照美国宪法的同等保护条款承认变性人为一个被怀疑的阶级,我们就只能让多年来为在工作单位和学校争取种族平等,男女平等的所有努力前功尽弃。现在,我的反对派们异想天开地争辩说,一名变性男人就可以称自己是女人,且以女人身份出现。
女人身份变的毫无意义。那些要阻止妇女在公司和其它地方晋升的人现在可以肆无忌惮地无视妇女的权力了,因为只要自己要求,任何人都可以“是”女人。
最后,我们讨论了旧金山地区的最新决定 —— 为雇员决定做变性手术付款。根据一个旧金山编年史的条款,该地区只把有限的资金资助配假肢和心脏重建手术。
再者,对于有残疾子女的工人没有任何福利照顾。当我对反对派说儿童的需要应比选择做变性手术更重要时,参加现场直播的观众都笑我。更加令人悲哀的是在将近60人参加的辩论会上,没有一个人批评变性者所要的权力。对于这个辩论会将要转播的那65个电台市场,是否会是同样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当有朝一日我们的孩子们说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和道德身份不重要时,我真不愿意说“我早就跟你说过”。那些对我们的孩子的心灵遭受变性主张,同性恋以及大肆攻击父母权力与道德观念的践踏和玷污袖手旁观的人,在道德上和在普瑞马导那客店坐视杰瑞梅司特老梅亚强暴并杀害了无辜的车利丝依佛森没什么两样。让我们祈祷我对这事的担忧永远不会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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